一战后的《色佛尔条约》彻底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的势力仅限于小亚细亚半岛一隅。在随后的民族独立战争中，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率领人民驱逐了西方列强，1923年成为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中首批涌现出的民族国家。国父凯末尔在总结数百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土耳其若想再现辉煌就必须大搞改革开放的结论，要低下头来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大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他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宗教干预政治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奥斯曼苏丹掌握着“苏丹（”最高行政首脑）和“哈里发”（最高宗教领袖）两个头衔，深深地影响着土耳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因此，处理好教俗关系是能否进行其他改革开放的关键。凯末尔深知此事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毅然废除了身为拦路虎的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教俗分离的改革。继而，他又提出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六大原则，再辅以改革措施，形成了以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潮流，使古老的土耳其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改革运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封闭的中东地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些被压迫民族看到了希望，伊朗和阿富汗率先仿效。从这一点来说，土耳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家，这也为它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世俗化、最开放的伊斯兰国家，服务行业和旅游业极其发达。一句话，土耳其现在已成为一个中等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向着发达国家的方向前进。
当然，土耳其的问题仍很多，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和现政府的政策失误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一党制转为多党制的动荡、数次军事政变带来的惊扰、民族分离主义导致的叛乱和想成为欧盟成员而多年未果的遗憾。近年来土耳其又被金融危机深深地折磨着。
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
土耳其是与几个阿拉伯国家接壤的中东国家，伊斯兰教不可能不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怎样协调多种文明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是许多国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原来受到排挤的伊斯兰教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它本能地要弱化人们对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把土耳其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对宗教的忽视……于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土耳其出现了大量的清真寺，具有强烈伊斯兰色彩的政治领袖上台执政并能实施自已的纲领。尽管如此，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文明在土耳其却未发生大规模冲突，它们在土耳其虽有分歧和矛盾，但它们的对抗和冲突是十分有限的，远没发展到其他地区那样无法调和的程度，更没演化为无法控制的血腥暴行。其原因是，在土耳其赞成走世俗化道路的中坚力量仍是社会的主流，维护凯末尔世俗化原则的军方用政变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方法限制这种冲突的蔓延。
土耳其是有许多问题的，但有两点它搞得成功，一是它很早就实行了以教俗分离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二是它使得多种文明在该国可以共存，这使它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有个较高的起点。作为一个多文明和矛盾的统一体，可以这样来形容土耳其“：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凯未尔就此问题说过“：我国的新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传统的，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能更加容易地吸收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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